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向媒體聯合發佈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就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研究和實踐等問題，記者採訪了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把經濟活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因素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將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退化成本、生態破壞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從GDP中加以扣除，同時加上環境保護的效益。這是一種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

　　記者: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是一項開拓創新的工作，請您談談提出並開展該項研究的有關背景情況？

　　潘岳:胡錦濤總書記在2004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探索將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環境損失和環境效益納入經濟發展水準的評價體系，建立和維護人與自然相對平衡的關係。國務院在《國務院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中也強調指出，要加快推進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建立科學評價發展與環境保護成果的機制，完善經濟發展評價體系。將環境保護納入地方政府和領導幹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定期公佈考核結果，嚴格責任追究。

　　為了更好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精神，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決定在2004年聯合開展全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研究和試點省市綠色GDP核算與環境污染經濟損失評估調查工作。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概念是從生態需求指標、凈國民福利指標、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和真實儲蓄率等指標發展演變出來的一個能夠綜合反映一個國家和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體系。它把經濟活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因素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將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退化成本、生態破壞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或環境保護成本)從GDP中加以扣除，同時加上環境保護的效益，是一種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它在我國的正式提出並不是某一個偶然事件使然，而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

　　就社會背景而言，傳統GDP只記錄可以價格化的勞務，非市場經濟行為以及管理體制、社會心態等社會發展指標沒有納入其中。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的發展，與人們的收入分配、就業形勢、城鄉和區域之間的全面發展等都存在相對失衡的不協調問題。低收入人群既沒有能力選擇生活環境，由環境惡化帶來的健康損害也難以得到醫療保健補償，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不容小視。社會發展最終是要實現個人的基本福利和社會的協調運轉。廣義的綠色GDP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區域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的真實發展和進步。

　　就經濟背景而言，在過去2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經濟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和值得中國人驕傲的成績。但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利用單一的GDP指標來衡量經濟發展速度和規模，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同樣顯著。自然資源的高度耗竭正在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良好生態環境的高度短缺已經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重大結構問題。多年計算的平均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GDP中，至少有18％是靠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透支”實現的。我國目前已經基本進入了工業化4個階段中的第三階段，即工業化加速時期。預計未來一個時期內，國內投資和消費都將對重化工產業形成強大的需求拉力，我國的生態環境壓力將會日益加大。如何有效控制污染，減輕環境壓力，解決經濟增長與原來“外部條件”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是事關我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否實現的重大問題。

　　就政治背景而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凸顯了實行綠色GDP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GDP為主要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都是“免費商品”，這樣的GDP就給決策者提供了錯誤的資訊，使得決策者通過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來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在GDP核算存在種種缺陷的情況下，單純地用GDP來評估一個地區的發展成果，考核領導班子的政績，必然有失偏頗，容易導致一些地方不惜代價片面追求增長速度，忽視結構、品質、效益，忽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因此，要使科學發展觀不流於一句口號，要想扭轉地方幹部的政績觀，就必須有一套堅實的制度去支撐。綠色GDP就是這種制度之一。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根本意義在於為綜合環境與經濟決策提供參考依據，有助於從根本上改變黨政領導的政績觀，推動粗放型增長模式向集約型模式轉變

　　記者:請您談談綠色經濟核算對經濟社會發展將會產生哪些積極影響，就是談談它的重要意義表現在哪些方面？

　　潘岳:綠色GDP核算的根本意義在於，通過核算過程和對結果中有關數據、資訊的分析，為綜合環境與經濟決策提供參考依據，並有助於從根本上改變黨政領導的政績觀，推動粗放型增長模式向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的集約型模式轉變。

　　綠色GDP核算的實際應用意義主要表現在:首先，綠色GDP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處理經濟增長、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三者關係的一個綜合、全面的指標，具有引導社會經濟發展不但注重眼前效益、更追求長遠利益的導向作用，是改革政府政績和幹部考核指標不可缺少的技術工具。

　　其次，通過綠色GDP核算，可以讓我們了解哪些部門、哪些地區是資源消耗“高強度區”，哪些部門、哪些地區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重災區”，這樣，我們就可以衡量各個部門和各個地區的環境退化成本和資源消耗成本，以此制定科學的政績考核制度，促進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三，綠色GDP核算為環保投資規模的確定提供了科學依據。從核算報告來看，虛擬治理成本1.8％換算為環保投資大約為當年GDP的6.5％，也就是說如果2004年我們投入1萬億元，就能基本解決工業和生活點源污染的問題。

　　第四，根據核算結果，可以為區域發展定位、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污染控制和環境保護治理提供政策建議。同時，分部門和分地區的核算結果對未來環境污染治理重點、污染物總量控制和加強重點源監控體系建設給予了進一步的確認。

　　第五，通過核算結果，可以看出環境污染對人類生活和生命健康的危害程度，從而制定出“以人為本”的環境保護政策。經保守核算，2004年污染損失為5118.2億元，佔到了當年GDP的3.05％，而環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失佔到了整個污染損失的33％。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結果反映出我國當前環保投資嚴重不足、面源污染治理迫在眉睫、污染治理任重道遠、環保部門自身能力建設有待加強等問題。環保部門將有的放矢地調整污染治理政策，協助地方完善產業佈局規劃

　　記者:根據此次通報，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佔GDP的比例為3.05％——但正如您強調的，這只是部分數據，如果按照全部指標計算的話，這個數字還更大。國家環保總局在未來將要進行的工作是什麼？有什麼機制保障？

　　潘岳:核算結果給我們帶來幾點啟示:
　　第一，環保投資嚴重不足。虛擬治理成本1.8％換算為環保投資大約為當年GDP的6.5％，也就是說如果2004年我們投入1萬億元，就能基本解決工業和生活點源污染的問題，但2004年我們的實際投入的污染治理投資僅為1900億元，不到應投入資金的20％。
 
　　第二，面源污染治理迫在眉睫。這次我們核算了統計範圍以外的第一產業，面源污染壓力劇大。目前工業和城市生活兩大污染源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畜禽養殖、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污染向我們提出了更大的挑戰。而解決面源污染的問題遠比工業等點源問題複雜困難得多，如果說點源污染是三分在治，七分在管，那面源污染就是一分在治，九分在管。

　　第三，污染治理任重道遠。比如，目前我們在制定空氣污染控制政策時往往以達到二級空氣品質天數的比例為評價指標，認為達到二級標準以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但這次大氣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失核算結果表明，健康效益更多地體現在二級標準以下，在空氣品質達到二級標準之後，絕對不能盲目樂觀，要繼續向更清潔、更安全的目標努力。再比如，我們國家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甚至10％，但目前仍有約3.2億農民喝不到安全飲用水，兩億城市居民呼不到新鮮空氣，經濟發展的效益體現在什麼地方？

　　第四，環保部門自身能力建設有待加強。缺乏臭氧、PM10等污染物的監測能力，我們就無法測算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損害；缺乏對溝塘渠池的監測能力，我們就無從知曉有多少農民受到不安全飲用水的威脅、有多少農作物受到污染；缺乏充足的人員隊伍，我們就無法得到品質可靠的基礎統計數據。

　　根據這幾點啟示，我們應該而且抓緊做幾件事:一是爭取國務院和相關部門的支援，加大環保投資；二是加強基礎工作，做好全國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和污染源調查；三是深入挖掘核算結果，制定積極有效的環境經濟和管理政策服務，提出有效的農村環境治理干預政策；四是全面提升環保部門的管理能力。下一步，國家環保總局的各部門將各司其職，積極爭取財政支援，有的放矢地調整污染治理政策、協助地方完善產業佈局規劃。同時，我們課題組在繼續完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完成年度核算報告的同時，還將深入挖掘核算結果，陸續開展環境稅收、生態補償等環境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為科學環境決策服務。

　　綠色GDP核算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建立中國綠色GDP核算體系是一個長期的目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統計、環境、資源等多個部門以及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記者:您在通報中說，“綠色GDP可能永遠都是一個理想化的指標，但我們追求理想的腳步永遠都不會停止”，這能否說明此次核算數據的出臺比預想中的難度更大？在中國可否會在將來真正使用綠色GDP來核算國民經濟？

　　潘岳:由於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在世界上也沒有成功經驗可以借鑒，項目一開始就受到了國際國內社會的廣泛關注，而且這項工作確實也面臨許多技術和方法上的挑戰。

　　一是技術方法需要逐步摸索。綜合環境經濟核算是一個複雜的體系，既涉及複雜的經濟系統，又涉及各種不同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要素，面臨著許多技術上的難點。主要表現在環境價值量核算方面，比如污染物單位治理成本的確定、劑量反應關係的確定等等。針對這些難點我們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測算模型與方法。儘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技術方法體系，但仍有一些技術難點有待完善和解決。

　　二是基礎數據不能很好地支援。在核算中，我們發現，與核算相關的基礎性工作尚顯薄弱，包括:環境監測能力不足，監測指標和範圍難以滿足計算需求，某些技術參數和基礎數據不夠規範、標準，甚至難以獲得，需要重新開展調查和研究。
 
　　三是核算的制度安排還一片空白。資源環境統計對綠色GDP核算至關重要，但當前的資源環境統計數據無論在品質上還是統計範圍上都不能滿足綠色GDP核算的需要；還有綠色GDP核算方法和標準的統一規範問題、核算過程的監督管理問題、核算結果發佈制度、核算的獎懲制度等問題；開展綠色GDP核算的工作制度問題，包括搭建統一的工作平臺，各部門職責分工問題等。

　　另外，在核算和調查過程中，觀念落後、資金籌集、部門協調、數據調查、進度安排等方面的許多困難都是未曾預料到的。順便介紹一下，兩年來的課題研究，國家沒給一分錢，所有經費全是我們自籌的，其中辛苦可想而知。

　　綠色GDP核算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建立中國綠色GDP核算體系是一個長期的目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能否在將來真正建立綠色GDP核算制度，能否真正使用綠色GDP指標反映國民經濟的真實增長品質，關係到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也關係到能否為全球發展中國家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榜樣，更關係到我國未來綜合國力的全面發展。因此，需要我們統計、環境、資源等多個部門以及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結果必定會成為各地綜合業績的評價指標，必定會激勵各級領導幹部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顧及到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和資源問題

　　記者:外界更關心的是，這個數據是否能夠真正起到作用，來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在您領導這個小組推行的過程中，您覺得它最終成為一項政績考核的硬性指標的可能性存在嗎？它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是什麼？

　　潘岳:如果起不到作用，當初我們就不搞了。在公佈結果前，就有人提出如果地方政府對核算結果和排序存在異議，我們怎麼辦？甚至有的地方已要求不要公佈核算結果，這就很說明問題。有所顧忌，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一半，我相信通過發佈這樣的年度核算報告，必定會成為各地綜合業績的評價指標，必定會激勵各級領導幹部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顧及到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和資源問題。不論他們是主動顧及，還是被動顧及，只要有所顧及就好，而且，我相信隨著這項工作的持續開展，他們的觀念自然會從被動顧及轉向主動顧及、從主動顧及到主動選擇，從而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

　　我難以回答綠色GDP最終是否能作為一項政績考核的硬性指標。但作為環保局的官員，我認為，將污染扣減指數或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作為一項政績考核指標的可能性還是完全存在的。至於我們在推進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壓力和挑戰，資金、技術、方法和數據都還存在一定的困難，但這並不是最大的挑戰。最大的挑戰一是配套的資源環境統計制度、核算結果發佈制度和核算監督管理制度是否能很好地建立起來，因為統計數據不準確，核算結果必然遭到質疑，發佈和監督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考核效果必然不理想，成為一項流於形式的指標。第二個挑戰是，即使技術上相對成熟，這套核算體制能不能真正予以實施，或者至少被用作重要參考。這一步需要克服相當部分的地方官員們錯誤的政績觀和固化的利益結構。總而言之，路很長，但我們正在一步步實實在在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