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來形容2005年的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毫不為過。國家環保總局有關負責人曾指出，當前，一些地方盲目發展給保障環境安全帶來了巨大壓力，中國已進入環境污染事故高發期，形勢十分嚴峻。
這位負責人分析說，2005年以來相繼發生的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沒有高度重視對突發環境污染事故的防範工作，應對突發重特大環境事件的處置能力明顯不足。
《國務院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明確指出，要嚴格執行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按照有關規定全面負責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處置工作，環保總局及國務院相關部門根據情況給予協調支援。
在此前出臺的《國家突發性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對突發性環境事件的的級別劃分、上報程式、應對措施、責任追究等相應作出了具體規定。根據要求，各省政府也相應制定了各省的環境突發事件的應急方案。
4月13日，國家環保總局宣佈，對國家環保模範城市的考核指標，增加了重大污染事故應急能力等考核內容。其中近三年內未發生重特大污染事故成了模範城市的基本條件，擁有一票否決權。
如何應對突發性環境事件的高發態勢，提升環境應急能力正成為各方關注的重要內容之一。
環境安全嚴峻挑戰環境應急
4月5日，根據國家環保總局對各大水域化工石化項目進行的環境風險排查中期結果顯示，中國各大水域的化工石化行業均存在較大的佈局性環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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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指出，這種佈局性的環境風險一旦形成，短期內無法解決，因為搬遷的各種成本太大，只能採取一些被動的補救措施。
而此次排查的結果同時顯示，在這些項目存在佈局性環境風險的同時，其相應的防範機制也存在明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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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常紀文分析說，由於規劃上的不科學，導致我國工業結構佈局不合理，很多高污染風險的企業為了取水和排污的便利，或者基於其他的考慮設置在大江大河邊，從而形成結構性環境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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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紀文還指出，我國的環境立法大多側重於正常生產情況下的污染預防和治理，而對於緊急情況下的污染預防和控制問題，立法的規定嚴重不足。
環境應急能力亟需提升
其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環境應急，一直都處於國家環保總局等部門高度關注的範圍之內，並相應作出了一系列決策。1987年，當時的國家環境保護局就出臺了《報告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的暫行辦法》，這是有關環境應急處理方面最早的專門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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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自然環境狀況、人口分佈概況、應急的優勢資源、應急的劣勢資源等因素也是在編制環境應急預案的同時應該予以考慮的。同時，企業的應急預案必須要符合當地整體的應急預案要求，當地的應急預案要符合上級政府頒布的應急預案的要求，並與相鄰行政區域的應急預案相協調。
作為本次出臺的《預案》核心內容之一，環境突發事件分級顯得非常醒目。北京大學環境與資源法研究所副教授汪勁博士認為，對事件進行分級之後，還涉及到資訊公開的問題。
據了解，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因為資訊披露的相關環節不到位，造成了相應的損失，成為總結這次事件的教訓之一。
汪勁表示，一個好的資訊公開機制，有利於推動科學決策的形成。因此，他建議，在處理突發性環境事件時，要建立一個完備的預警機制，比如“在發生一般環境事件（IV級）的時候，就應該通告媒體等相關渠道，讓公眾知曉，這有利於監督和促進相關責任人處理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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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環境污染事故高發的態勢下，常紀文教授提醒，除了相應急機制的建立，加快我國工業生產的結構調整，清理老工業佈局規劃，編制新的工業佈局規劃，也是提升環境應急能力需要著力的重要領域。
他山之石
在環境應急方面，國外也有先進經驗可以借鑒。目前，很多國家都把突發環境污染事故的應急納入緊急狀態應急的情形之列。
如因垃圾問題嚴重，2003年5月21日，義大利政府宣佈南部城市拿波裏進入環境緊急狀態，採取了垃圾限制等應急措施。因大量化學物質洩露造成水源污染和飲用水斷絕，巴西東南部米納斯吉拉斯州烏貝拉巴市2003年7月11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採取了定點供水等應急措施。
常紀文教授認為，美國、加拿大、日本和荷蘭等國家都分別制定了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緊急處理的法律，可以供我國在提升環境應急能力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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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還認為，國外的一些重大案例也值得研究。比如1986年位於萊茵河上游的瑞士一座叫做桑多茲的化工廠倉庫失火，有10噸殺蟲劑和含有多種有毒化學物質的污水流入萊茵河，其影響達500多公里。沿河國家在短時間內召開了3次部長級會議，在1987年制訂了“萊茵河行動計劃”，聯合開發了方便快捷的電腦決策支援系統模型，定期檢查沿河工廠設備安全情況等。經過流域各國十幾年的共同努力，萊茵河的水質有了極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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