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尽管物资匮乏，家乡的山水却比现在好，好山好水，钟灵毓秀，我在家里见到别人送的野味也就格外的多，大如锅盖的甲鱼不算，还有娃娃鱼、穿山甲、果子狸，甚至有一次还见到了当药引子用的硕大无比的猫头鹰（现在知道了叫雕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些东西，千变万化后都进了多病的爷爷的肚子。尽管我从小就与动物很亲密，但也在爷爷的“引诱”下沾过两口，因此常被妈妈奚落：眼睛再喜欢也管不住舌头。

　　直到上了初中，我才明白这些东西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活物，是与我们一样五官俱全会交流的活物。1982年到桂林旅游时，漓江里捞起的一只龟垂死前用绝望的眼睛盯着我，使我蓦然知晓这也是一条性命。当它被肢解加工清炖，当一个四条腿的生灵变成汤里的零碎，我的胃与舌头之间一下就发展成敌我矛盾。结果从那天起，我不仅拒吃一切野生动物，矫枉过正，在青春期的几年甚至拒吃一切肉类，眼睛总算管住了舌头。

　　工作后，我却发现野生动物除了提供肉类的作用外，还有了别的含义：野生动物的地位提高了———在餐桌上的地位提高了，只要是有规格的招待，各种野味作为规格的指示剂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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